为什么故事很重要?萨特说,人们总是讲故事,并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马尔克斯声称自己还活着,以此来说明。

叙事无处不在。通过叙述,我们释放内心的困惑,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而积极的叙事是一种强大的能量,帮助我们走出悲伤,缓解焦虑,摆脱困境,重新出发。

叙事的功能远不止于此。琐事与国事,现实与虚构,传统与信仰,制度与规则,都通过穿越时空的叙事将不同的个体连接成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可以说,叙事建构了人类的文明意识。

但在当代社会,叙事话题的泛滥也在酝酿着一场危机。

在“讲故事”的喧嚣中,有一个毫无意义、毫无方向的叙事真空。如何理解这场叙事危机?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喜欢编故事?

本文结合《叙事本能》《叙事危机》《讲故事的人》等多本书,分析了我们在叙事中经历的辉煌与失落。

撰文|茂木

人类因为叙事而存在?

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莱斯克》一书中,本杰明哀叹道:“讲故事的艺术正在消亡。我们遇到能如实讲好故事的人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艺术本身的消亡也意味着“一些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东西,从我们身上被剥夺了”,本杰明认为这是“交流经验的能力”。

德国生物学家、《叙事本能》的作者沃纳·西弗肯定会同意本雅明的观点,即讲故事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事情。至于讲故事的艺术是否会消亡,西弗可能有所保留。在他看来,(讲述)故事(写作叙事)或接受叙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不断努力满足的一种需要”,因此其不可或缺性意味着它是人类意识和存在的核心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自然的“本能”嵌入人类的进化谱系中,因此他对人类与叙事的关系非常有信心。西弗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论述了叙事在人类形象和历史建构中的重要性,由此他赞同美国哲学家沃尔特·费希尔的观点,即人类应该被称为“智人”,而不是“纳兰人”。人类因叙事而存在,也因叙事而与他人联系,从而创造自己的共同体、文明意识和历史。

《讲故事的人》,作者:【德】沃尔特·本雅明,译者:方铁,版本:韦偃媒体|金文出版社,2022年1月。

因此,叙事本能烙印在人类进化的基因中。西弗认为:“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形式不是理性或分析,也不是直觉或感觉,而是叙事。我们以叙事的方式组织经历、记忆、目标、欲望、动机、借口、托辞甚至整个人生。”韩秉喆在《叙事危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厄兹格伦让我们存在。“叙事通过赋予生活意义、支点和方向为我们指定了一个位置,并将‘in-der-welt-Sein’变成了‘Zu-Zu-Hause-Sein)”。可以看出,我们的存在本身是通过一种叙事(或讲述)形式发展起来的,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对抗世界的偶然性和纯粹实在性,即通过一种封闭的形式(Schlussform)来组织许多混乱的随机性,从而创造一种意义和身份的封闭秩序。只有在这样一种稳定和封闭的秩序中,我们才能存在并与他人和世界交流,否则,就像萨特小说《恶心》中的主角一样,我们将遇到一个赤裸而无序的事物世界,并最终被纯粹的无意义所击倒。

《叙事本能》,作者:【德】沃纳·西弗,译者:李·,版本:Go Rea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4月。

在西弗对叙事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的理解中,它与叙事的功能有关,即它可以逐渐使人类物种与其他动物种群不同,而其实现的前提是产生一种探索他人意图的能力。语言的出现和叙事的形成使得“人们学会建立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在这个共享内心世界的舞台上,“所有拥有内心世界的人都可以探索彼此的意图”,从而使得共情能力增强。与严肃而有条理的理性分析或过于模糊和主观的感受不同,西弗认为叙事是人类在进化中与他人联系的最佳方式,因为它可以削弱攻击性并“像闲聊一样建立联系”,因此它可以将群体聚集在一起。韩秉哲指出,“一个讲故事的社区也是一个听众的联盟”,因此社区中的人们处于平等和相互的关系中。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只有在平等的人群中,在他人的注视下,我们才能表现和行动。

无论是在西弗的例子中,还是在韩秉哲关于叙事和社区塑造的讨论中,这些故事的核心部分都指出了一个公共和共同的空间。无论是在篝火中,还是在村庄前的野生梨树上,“叙述-倾听”社区不仅创造了一个古希腊式的公共空间——广场,而且通过“叙述-故事”使一些典型经验得以传授和延续。

编剧工作坊剧照。

经验通常是社区的产物,基于传统和连续性。它不是严酷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存在。它不提供解释,但它可以使听到它的人感受到或知道其中包含的生命秘密。它使“生命可以被讲述和稳定”,一旦缺乏经验,它的约束力或恒常性就不复存在,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命和生存。在韩秉喆看来,“经验创造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而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对经验的谴责之上的,即缺乏经验意味着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在一张白纸上想象和创造是自由和任意的,因此一个个“新”成了现代的典型特征,这是一种“新手上路的感觉”。然而,这种“创新”的革命激情往往难以为继,尤其是当外部氛围发生变化、“创新”本身即将耗尽时,“前方无路可退”的感觉油然而生。本雅明和韩秉喆都发现,现代性包含着对经验的完全缺乏,这导致人们抛弃了曾经使生活稳定的脚手架。现在,生活不得不正视纯粹的实践性,它已经衰落为生存,并最终成为福柯的“生活政治”所统治和利用的生物对象。韩秉哲发现,当“过去不再影响现在。未来的收缩变成了现在的持续更新,因此我们的存在失去了历史”,因为叙事是一段历史,伴随着叙事的消散及其所包含的经验——正如阿伦特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们将在黑暗中徘徊”,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讲故事变成了卖故事?

在《叙事本能》中,西弗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叙事本能对人类生存、历史和整个文明的创造性价值,他还乐观地认为这种本能仍将是我们的救赎。然而,根据20世纪初的本雅明和21世纪的韩秉哲的说法,这些叙事、讲故事和讲故事的“本能”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而逐渐衰退。从说书人到叙事危机在这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叙事本身的危机暴露无遗。当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时,目前的情况似乎确实证实了他的说法。每个人都在编造故事,讲述故事,并通过各种网络媒体传播故事。然而,正是“在‘讲故事’的喧嚣中,出现了一种毫无意义和方向的叙事真空”。尽管人类仍有叙事本能,但在现代社会,它早已被另一种本能即信息所取代。正是因为社会的信息化加速了社会的去叙事化,因为叙事和信息是截然相反的。前者通过相同的结构将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减少了偶然经验对存在的攻击,但信息“强化了偶然经验”,缺乏“存在的强度”。《叙事危机》,作者:【德】韩秉哲,译者:李,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5月。

正如尼古拉斯·卢曼所说:“信息的宇宙学不是存在的宇宙学,而是偶然性的宇宙学”,人类无法直接面对偶然性和纯粹的实用性,这不仅会对人类造成创伤,而且会彻底将生命-存在压垮为一种偶然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恐慌,人们在信息海啸的冲击面前觉醒到“对意义、身份和方向的需要”,这与信息的偶然性不同——只有数量的叠加和积累不能承载意义,但无意义意味着没有方向——讲述永远是意义的创造者和载体,“意义原本是指方向”。对于逐渐迷失在信息森林中的现代人来说,叙事带来的方向感和清晰感仍然是他们“本能”的需求。

资本主义在叙事/讲述中的作用,或者按照西弗的说法,在将叙事本能转变为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方面非常成功。首先,它接受了詹蒂莱关于“人是讲故事的动物”的判断,然后它把讲故事作为自己的东西,并使其服从消费。通过“故事+产品”的结合,“故事变成输出消费形式的故事”使产品被赋予了讲故事的情感,故事也可以作为可定价的商品放置在商店中供消费者选择...作为一名日本少女漫画编辑和亚文化研究者,大冢秀一一定非常熟悉这种“故事产品化/产品讲故事”的现代消费模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用于各种亚文化的“媒体组合”(同一产品/作品/内容的多媒体制作和推广)的营销方法(参考“战时日本的媒体组合”)赢得了这一精髓。在大冢对“宅男文化”的研究中,他也很早就发现现代读者对各种亚文化的消费早已不同于传统的阅读模式。宅男只买卖叙事、情感及其背后的世界观,大冢称之为“讲故事的消费”,后来阿兹马广树在他的动物化后现代主义中进一步分析称之为“数据库消费”。在《叙事危机》中,韩秉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信息时代的主要“叙事”特征,即讲故事已经转变为卖故事。

大冢秀吉和阿兹马广树过去都对现代“讲故事的消费”和“数据库消费”持谨慎乐观态度(大冢在2021年出版的《论新故事的消费》中批评了他的乐观态度),但在韩秉哲看来,现代信息化和讲故事不仅会摧毁人的存在,还会消耗生命和摧毁社区,最终使人迷失在纯粹的偶然性和数字信息流中。韩秉喆通过不断比较叙事与信息的本质区别,诊断出现代人遭遇的叙事危机(即生存危机)。例如,数字平台无法分辨,只能叠加,因此它与人类的记忆模式完全不同,人类的记忆模式具有选择性和叙事性,因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建立连接并实现叙事,否则只是材料的叠加和无序堆叠,而这恰恰是数据库的特点。

阿兹马广树在讨论“数据库消费”时指出,它储存了各种不相关的“可爱元素”,创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和构建“可爱元素”,从而组装出一个具有鲜明预设的“角色”。它的诞生过程与生产一件商品没有什么不同,而韩秉喆看到了它背后的目的,那就是“把生命变成数据。”然而,“你收集的关于一个人的数据越多”并不意味着你对这个人的了解越多。相反,它只是意味着“越容易对其进行监测、控制和经济利用”。智能手机和数据库知道我们的很多数据,但它们仍然对数据的存在一无所知,但它们会假装非常了解我们(人工智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愿望和偏好,韩秉哲称之为“数字潜意识”),其核心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治理。因此,韩秉哲认为,伪装成游乐场的智能手机实际上是“一座数字全景监狱”。

理性的胜利?

从韦伯那里,他意识到随着理性的胜利,我们生活的世界将逐渐被祛魅,而在本雅明对“光环”的阐述中,它在机械时代的消散似乎与故事的消亡有着内在的联系。世界的祛魅意味着世界关系被还原为形式逻辑内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关系认为它所展示的是纯粹实用的,它与叙事恰恰是互斥的。在韩秉哲看来,正是关联思维创造了意义。它以一种“深刻的同理心”将人和物联系起来,使一切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实用性,而是处于一种暧昧和诗意的状态。这样的世界在近代晚期早已消失。一切都是沉默的,“魅力从事物中逃脱”。它们被视为可以被资本主义消费逻辑识别、利用和消费的物品和产品,成为可量化的数据和信息,从而使它们完全“透明”,失去了魅力。

信息时代的光线太亮,无法让一切变得清晰,这导致阴影和模糊性失去了空间。当生命面对如此灼热的光线(如智能手机的屏幕)时,它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在反复刺激下麻木的。前者“从现实中剥夺了我们的视野,即宣布他者存在的视野”,从而使我们与现实隔绝,而后者使我们的感知更加自恋,沉迷于想象中的自我完善,完全失去了世界。

编剧工作坊剧照。

当我们逐渐被信息的偶然性所困,不断地从他人(世界)面前退缩时,共同体也会分崩离析。无论是本雅明、西弗还是韩秉哲,他们都发现讲故事/叙述/故事可以产生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包含了意义的来源,并传达了促进社区的价值观,因此与建立制度的叙事不同”。随着“私人故事”在现代的泛滥,它将彻底破坏“讲故事-社区”的公共性,这将导致阿伦特所放置的共同行动的不可能性。在阿伦特看来,动作和叙事是紧密相连的。“行动和言论与希腊人所理解的政治密切相关,这两种活动总能形成一个故事,即一个过程。无论个别事件和原因多么偶然和意外,它最终都会有足够的连贯性来支持叙事。”因此,韩秉哲自始至终都会提醒我们叙事的政治性,因为“叙事是一种普遍的行动,也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共同存在和行动。对阿伦特来说,这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诞生的时刻。

因为一个新的故事总是可以形成新的认知,世界可以被重新讲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所以故事才如此重要。它不是一个解释性的答案,而是带来了经验。所以本雅明说“讲故事艺术的一般秘密在于讲述时避免解释”,因为解释和讲述是相互排斥的,只有不提供解释才是讲述的真正意义,因为讲述有一个“新的开始”。

撰文/茂木

编辑/行走

校对/杨